书摘
《单向街001：最愚蠢的一代？》
作者：许知远，肖海生（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oogle把我们变蠢？
文/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
翻译/郭玉洁
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的大脑。
我的思考方式变了，这种感觉在阅读的时候尤其强烈。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里面曾经非常容易，我的头脑会被叙事或者分析吸引，然后我会花好几个小时漫步于铺陈叙述的散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我的注意力常常在两三页后就分散了。我变得烦躁不安，丢掉原先专注的线索，开始找其他的事来做。我觉得好像我常常在把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文本。以前很自然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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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的，媒体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承载渠道。媒体提供思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就此看来，网络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专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我的大脑接受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网络传输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动的粒子流。从前，我是词语海洋中的深水潜水员，现在我坐在水上摩托艇上涨水面快速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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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规律的滴滴答答有助于形成科学意识和科学人。但是它也带走了一些东西。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乔瑟夫·魏曾包姆（Joseph Weizenbaum）在他1976年出版的书《电脑的力量和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中指出的，计时设备的广泛应用形成的“世界”的概念“比旧世界贫乏，因为它拒绝了那些直接的经验，而那些经验原本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当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工作、睡觉、起床时，我们不再倾听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依从闹钟。
适应一个新的智能技术的过程，会体现在我们解释自我的隐喻当中。在机械钟表发明的时代，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脑子运行起来“像时钟”。今天，在软件时代，我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运行起来“像计算机”。但是这些变化，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远比隐喻深刻得多。由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这些适应在生理的层面上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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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失去了安静的空间，或者用“内容”去填充它，那我们将牺牲掉的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里，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eman）在最近的一篇随笔里，雄辩地描述了我们的危险境况：
“我来自一个西方文化传统，在那里理想世界是由高度教育、清晰表达的人格构成的复杂、质密、如同教堂一般宏伟的结构，这个人格存在于人的内心，形成关于整个西方遗产的独特形式。但是现在，我看到所有人内心（包括我）那个复杂、密实的自我被一个新的自我取代——这一演变发生在过量信息的压力和‘迅即获得’的技术之下。”当我们“内在深厚的文化遗产”被抽干，当我们点击鼠标与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相连接，福尔曼的结论是，我们有可能变成“薄饼人”——广阔而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