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
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
译者：杨莉馨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一部分 走向女性主义诗学
第二章 句子的影响力量：女性作家与作者身份的焦虑
五
按照常规来说，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上的地位对于创造力而言都是具有本质意义的，但女性均无法获得那样的地位；她们还被剥夺了自信地讲述自己故事所需要的权利、技巧和教育，如果她们不甘于天使般的沉默状态，那么，她们最初可以拥有的选择似乎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她们可以接受自我否定的“欧芹制作的花环”，选择一些“较为低级的”体裁进行写作——比如儿童读物、书信、日记等——或者将她们的读者群局限为和她们自己一样的“清一色的”女性，创作乔治·艾略特称之为“女性小说家创作的愚蠢的小说”50的那类东西。另一方面，她们还可以变成假的男人，她们可以模仿男子的创作，乔装成他们的身份，否定她们自己，而创作出极有可能充满了谬误和虚假的文学作品。而如果对看上去如此普遍的问题只有这样两种无力的解决方式的话，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如何才能形成一个伟大的传统呢？
……
事实上，当我们在考察19世纪女性诗人和小说家们创作的伟大作品时，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两个惊人的事实。首先，有相当一部分文学女性回避了，或者说超越了女性的“谦逊”和对男性的模仿。从奥斯汀到艾米莉·狄金森的女性艺术家都从一种特别的女性角度，对处于中心位置的女性经验进行了处理。但是，她们艺术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清晰的女性特征一般来说都是被批评家忽视的，原因在于，最为成功的女性作家似乎经常是把她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隐藏在秘密的，或者至少说是模糊不清的某些角落里的。从效果上看，这些女性创造出了潜藏的意义，这些意义隐藏在她们作品中更为明显也更为“公开的”内容之中或之后，于是，即便这些作品中对于女性被剥夺的和病态境况的最深切的关注受到忽视，它们还是可以被人阅读、受人赞赏的。其次，如果放在我们称之为父权诗学（patriarchal poetics）的标准中所定义的、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学历史之中来看的话，这些女性的写作似乎经常显得“很古怪”。她们既无法被归为古典时代的作家，又无法被归为浪漫主义者，既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圣贤，又不是前拉斐尔派的感觉论者，许多最为著名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英国、美国女性作家似乎并不能“被归入”我们的文学史家要我们习惯接受的类别之中去。确实如此，对许多批评家和学者来说，部分文学女性看上去就像是离群独处的怪人。
……
我们开始发现，一旦女性没有模仿男性，或者接受那只“欧芹编织的花环”，她们或许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修正男性文类并以乔装的形式使用它们记录自己的梦想和故事的方式，来超越作者身份的焦虑了。因此，这些作家既参与了又——这里我们要借用一下哈罗德·布鲁姆的关键术语了——“背离”（swerved）了男性文学历史的中心链条，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女性修正和重新定义的过程，正是这种修正和重新定义，使得女性作家的作品必然地体现出“有些古怪的”特征。与此同时，这些作家在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以赢得基本的权威时，又遵从了艾米莉·狄金森那句著名的（并体现出典型的女性特征的）忠告：“讲出所有的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由此使她们身上作者身份的焦虑有所缓解。
